共享经济时代，正在消失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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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书航

　　不管所属的党派立场如何，至少希拉里·克林顿本人一定是一个保守派——这份保守体现在如何看待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变化上。

　　在阐述自己的经济政策时，希拉里谈及按需经济中应当如何解决职场保护的难题，并引用Uber作为反面案例。希拉里认为，此类公司都是在独立合同人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工人得到了时间灵活的工作岗位，却失去了长期的职业发展机会。

　　这就涉及到长期的职业发展机会，能够带给人什么好处这个问题。

　　很多在中国大城市当中拼命的白领，或者在中小城市当中的基层公务员，肯定会对希拉里的言论嗤之以鼻。因为对于这两种人来说，他们在同一家单位当中供职时间越长，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损失就越大。并不像日本等一些国家具有“年功序列”，这些人服役的时间长短，跟岗位的提升与否毫无关系。

　　一个成熟的社会，意味着在这个社会当中，一种可能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有向上流动，改变自己或后代社会地位的机会；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虽然改变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但大家都乐意并且接受这种安排。要做到第二种实在太困难，但是在一些福利极其优厚的发达国家也不是不可能。一旦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并且能够建立非常美满的家庭的话，那么社会地位这种东西相对来说就会变得“虚”很多。如果一个国家的普通工人都拥有优厚的待遇，充足的假期，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有很好的继续教育的机会，那么再往上爬对自己的好处就是有限的。

　　不过，最近希腊的危机也向我们证明，以前植根于我们心底，并让我们羡慕嫉妒恨的，那些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高福利制度，其实也有可能是预支了他们后代的未来，而让制度显得脆弱不堪。也许我们看现在愤怒的希腊人，既可以看到当年下岗工人在国家辜负了给他们的承诺时的境况重演，也可以看到养老金寅吃卯粮，造成的我们这一代或者后代可能没有保障的境况预演。

　　所以可能相对于一个静态的繁荣，动态的繁荣可能是保持社会稳定更好的方法——也就是任何人都有希望向上流动，任何人也都可能会被挤下去。这样大家就能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当中生存，但同时又不会对环境本身太过怨恨，导致社会矛盾的爆发。

　　向上流动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自己的公司之内拥有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另外一种则是通过不断跳槽，让自己的每一次改变都为下一次的升级做准备。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梦，一般都表明了从最基层一直奋斗，最终能够跃升到社会顶层的传奇故事，并且一直传递的是一种奋斗就有可能成功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也贯彻在任何一个人数很多的(劳动力密集的)企业中。

　　连锁餐厅麦当劳和肯德基来到中国的时候，也把他们的招聘理念带到了中国。到现在，很多追随他们模式的快餐厅在招募新人的海报里，总附带一个阶梯状的“职业生涯”图示。在这个图示当中，你可以从实习员工开始干起，经历正式员工，领班，店长，最后到达区域经理，这个阶梯就走到了头。然后在它上面并没有画出来的，有可能是更大的区域经理，甚至首席运营官。虽然越往上爬人越少，但是确实是可以采取如此的选拔方式，确保目前的区域经理是由此奋斗而来，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目标和预期。

　　企业本身要提倡“职业生涯”是毫无问题的。不过这样做需要的预期，就是这家公司的业务必须是长久可持续的。在公司内部环境当中，人员经过充分的竞争，确实可以优胜劣汰；但是如果这家公司本身都经营不下去了，所有人的愿望都会泡汤。而长时间的做同一件事情，的确可以磨砺一个人的专业水平，但是也在此之外形成了一种惰性。当你的专业技能越来越熟练的时候，你对于其他领域的认知就会越来越下降。有可能你一生都会从事一种职业，并且成为这一个领域的专家，而当这个领域或你所在的公司轰然崩塌的时候，你就如1998年的那些下岗工人一样，失去了赖以为生的饭碗。

　　希拉里所抱怨的那些按需提供的服务——无论如何总绕不开Uber——可能会剥夺其他人就业机会，正是由此而来的。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公司没有做错，经理们没有做错，员工们更是毫无罪愆，但是他们却都获得了惩罚。给他们带来惩罚的，是整个市场的变化。

　　不过，希拉里这么说，虽然可以让比如说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快餐厅员工这样的感到扬眉吐气，但是总有一些职业是无法用这个道理来解释的。比如说，当我们说起报社和杂志员工的时候，看到纸媒纷纷因为电子媒体影响而停刊和解散，我们却没有感到太多的可惜，尽管那些编辑记者也是一样可怜。为什么？一方面我们天天都会看到报纸杂志，知道他们的存在意义已经极其有限，消亡是迟早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些员工并不是离开了报社就没饭吃。虽然他们不情不愿的放弃了自己的新闻理想，但是远远没有到要命的程度，他们依然可以到其他公司去转做公关职务。比如2015年普利策奖得主之一罗伯·库兹尼亚就跑去做公关了，他说这样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

　　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当自己公司遭遇变故的时候，的确相比被公司解雇，它来的更加突然和更不可能接受。但是你总得有一个应对这种问题的方法。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来替你担待这个责任，包括政府和希拉里都是不行的。新时代人们面临的挑战其实更多会来自更加智能，并且任劳任怨的机器人，很多现在处于支柱地位的产业会整体消失，生有高贵头脑，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类，未来应该做统御机器的工作，需要锻炼自己的创造力，跨行业思考的能力，而把人当机器的“职业生涯”是反其道而行之。

　　当然，包括希拉里在内，绝大多数候选人都会赞同严格控制Uber这样的共享经济。但是我想他们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由共享或按需经济指数级增长，而引发的大规模工人失业和社会动荡，不要发生在他们的任期当中。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略显自私的情绪，我想可能绝大部分政治家们都希望掐灭共享经济的火花。然而，由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否一定是革命先驱们必须要亲自解决的问题？这就见仁见智了。毕竟，在改良蒸汽机之后出现的卢德运动，并没有要求瓦特们“还我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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