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平_日本追随美国越来越紧，外交空间恐将越走越窄_新春观察
虎年新春之际，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新春观察》，约访多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与您共度知识年。在百年变局与世界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新年？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新一年呢？《新春观察》第四期，带来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的专访。专访由直新闻驻京记者站记者何王子彧采写。
【直新闻按】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如何看这些年来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在哪里？双方又应如何借助现下的重要时间节点去推动关系向好发展？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其研究日本问题已近30年，曾任日本法政大学特聘研究员以及日本朝日新闻社客座研究员。
据胡继平观察，中日关系出现过一些波折，目前从大的趋势来看是一个呈现“下滑”的过程。
近日，美日举行元首视频会晤，双方在涉华议题上依旧老调重弹，日本国会众议院在春节前通过所谓“涉华人权决议”，损害中日政治互信。
在胡继平看来，“中美间平衡”这道题，日本现下显然答得并不及。日本所谓“远交近攻”的政策并没有调整，在中美间找寻平衡一事上，也彰显出日本的“赌徒心态”。
胡继平在采访中多次提及中日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对于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应继续保持“谨慎观察”。岸田文雄上台后，中日关系有向好的趋势，但同时也面临一些干扰，如日本愈发“贴近”美国，其期望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愈发明显，以及其国内右翼势力存在操纵所谓“安全观”加大涉台动作的趋势等。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采访当天，北京刚迎来2022年初雪。在采访的最后，记者忍不住问了一句：“瑞雪兆丰年，那2022年的中日关系会迎来丰硕成果吗？”
听完后，胡继平愣了一瞬，随之开怀一笑：“现在，我只能说是继续观察。我们都这样期待着。”
整理胡继平老师的采访实录，干货满满，将近一万五千字，我摘抄十段令人印象深刻的阐述。
1、 虽然安倍曾经在2018年提出要在周边外交上取得突破，但是现在看仍然比较困难。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的“色彩”越来越浓，所以我认为日本外交空间恐将越走越窄，现在还很难说会有大的变化。
2、 岸田提出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三根支柱”。第一根支柱就是要“重视民主价值观，重视人权，重视法律支配”等。第二根支柱就是要重视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处理。第三根支柱则是要切实坚决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和生活。说白了，就是要强化日本的安全军事能力。
3、 日本自民党就执政党提出了一个目标，要把军费开支提升一倍。当然，达到2%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短时期内可能无法达到。但是从长期来说，日本的这种雄心或者说是目标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方面突破法律的限制，一方面又在想急速提升自身军事能力。
4、 日本的“远交近攻”一贯如此。日本没有跟亚洲国家结过盟，它是典型的跟远处国家结盟、在近处来对付其他国家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思路。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
5、 日本现在在CPTPP里是“老大”，因为其他成员国贸易规模都比它小很多。而中国的贸易量和体量又比日本大很多，一旦中国加入，日本是不是还能继续保持主导权就很难说了。但是，我认为从经济领域来说，日本方面应该积极吸纳中国加入CPTPP。
6、 日本想介入台海问题的冲动，我觉得去年表现得特别明显。日本国内有部分政治家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以及国际法的逻辑非常让人震惊。日本就是在找一种借口，扩大“解释”，来为未来它可能和美国共同武力介入台海做一些舆论上的铺垫，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危险。
7、 为什么台海危机会影响到日本国家安全——因为二者距离上很近。这是很奇葩的一种理论。比如中国和蒙古、俄罗斯等其他陆地国家，只有一条国界线分隔，比台湾和日本之间的距离要近得多，怎么能就因为“近”，所以你就会影响到我的安全，我就要出兵干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8、 在媒体报道的过程中，我觉得日本媒体是起了很消极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在“9·18事变”之前，中日之间舆论就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日本对华舆论。“9·18”是在1931年9月份发生的，早在1931年的前半年，日本对华舆论还没有那么坏，但是仅仅半年时间就发生转变。这期间中日之间发生了个别事件，主要是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日本国内对此进行了一些煽动性报道，急剧恶化了日本国民对华看法。到“9·18”前，日本这种（反华）情绪已经非常激烈了。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9、日本战略文化里有“赌”的一面，用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豁出去了，我要冒险”。日本有“冒险”的一面，最明显且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其突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
10、岸田出身于日本自民党红十会。红十会实际上是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宫泽喜一派下来的，这一派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比较重视邻国外交。岸田相对来说是属于日本政界发展对华关系比较积极的一派。但日本政坛比较复杂，安倍在日本国内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因为他带领自民党最大的一个派系，其中有90多名国会议员，是很大一股力量。安倍会对岸田对外政策带来一些干扰或者牵制。最近，安倍和岸田之间的一些矛盾已经开始显现。
胡继平（左）与直新闻驻京记者何王子彧
【以下是采访全文实录，阅读全文需时15分钟左右，但值得一读。】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岸田文雄在其首次施政演说中指出，2022年是“日本外交韧性接受考验的一年”。我注意到您此前曾在菅义伟执政时期（2021.07）认为日本外交空间恐将越走越窄，您现在是否改变了这一判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因为岸田上台刚刚几个月，所以现在还很难说，他已经改变了（日本政府）以往的外交政策。半年前，我们说日本外交空间会越来越窄，主要是就当时日本的周边外交，也就是邻国外交而说的。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变化的迹象。
比如日俄关系，现在也很难说能够取得进展。安倍时期最为重视的便是日俄关系，安倍执政期间曾经跟俄罗斯总理普京首脑会谈了大概26次，可以说频次相当高，普京也是安倍见得最多的一位外国首脑。安倍一直想致力于在其任内来解决日俄关系这个问题，亦或者说是能够“打开”日俄关系。当然，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有对华外交的考虑。但是安倍的日俄外交可以说是已经“失败”了，现如今也很难想象岸田能够重新“打开”日俄关系，这个难度非常大。
从日韩关系来看，自安倍执政时期便已经跌到了1965年日韩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现在也没有改善的迹象。从岸田首次施政演说来看，其对韩国态度仍然比较强硬。岸田表示，希望韩国做出积极的举动来改善日韩关系。
此外，日朝关系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仍然是一个僵局，两国还没有建交。而日中关系仍然面临很大问题。
虽然安倍曾经在2018年提出要在周边外交上取得突破，但是现在看仍然比较困难。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的“色彩”越来越浓，所以我认为日本外交空间恐将越走越窄，现在还很难说会有大的变化。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对于岸田文雄所主张开展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又应如何解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应该是岸田文雄在去年12月读卖新闻论坛上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今年1月17日，他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中又提出了这个概念，可以说这一概念涵盖了日本外交和安全领域的一些大的政策走向。
比如，岸田提出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三根支柱”。第一根支柱就是要“重视民主价值观，重视人权，重视法律支配”等。这个领域实际上将日本致力于“印太战略”的实施、强化日美同盟、强化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关系，以及对华关系等都纳入了其中。也就是说把日本跟其他大国的关系，都纳入了这个框架里。那么这个框架的主调是什么？就是说要“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观”等。
第二根支柱就是要重视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处理。比如气候变化，比如要实现“无核”。那么日本要发起一个“贤人会议”，也就是由世界其他各国现任领导人以及前领导人组成的一个论坛式会议来推进“无核世界”的实现。这也是日本一贯的主张，是岸田在其担任外相期间就开始着手的一件事情，现今岸田想继续推动，他想将这一会议设到广岛，也就是他的老家，曾经遭受核武器打击的一个城市。通过这一事项，彰显日本的“无核”理念，来扩大日本在国际舞台的影响。
第三根支柱则是要切实坚决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和生活。说白了，就是要强化日本的安全军事能力，包括“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包括要加强“西南岛屿”的防卫。当然，其中潜台词就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威胁”。（第三根支柱）包括还要讨论日本要具有打击敌国基地的能力，以前这是被日本法律所禁止的，那么现在提出来要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在今年年底前后，日本要出台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一战略里可能要将相关内容纳进去。在形成战略之前，他们会在国内讨论这个问题，即“日本是否应该具备打击敌国基地的军事能力”等。
实际上，“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是把外交的方方面面以及跟安全相关的领域都纳入其中。按日本的说法，它是要既“高举理想的旗帜，又要重视现实”。高举理想的旗帜即“人权、价值观”等，同时它还要兼顾到现实，因为外交它只顾理想是不可能的，同时还要兼顾一些现实问题，来寻求日本的一条道路。
这么概括可能比较合适，岸田在演说中所提到的（外交）“强韧性”，表示日本既要有定力，有战略，同时还要有灵活性。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您刚刚也提到了安全的相关问题。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日本逐年递增军费预算，您如何来看这件事？日本是如何一步步地去摆脱国内“和平宪法”的束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其实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中有第九条，将其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日本不能有军队，没有作战能力、战争的权利。
其实日本自“和平宪法”诞生时期就开始琢磨“修宪”了，特别是自民党诞生时期就主张修改宪法。只不过冷战时，它没有条件来修改宪法，冷战后便开始不断去推动修改宪法。由于“修宪”难度很大，所以迄今仍未实现。
在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实际上日本还是在不断一步一步地往前推，一点一点地蚕食或者是说架空“和平宪法”。比如“不能拥有军队”，虽然日本自卫队规模很小，人数只有20多万，但是它的装备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一支军队。这意味着，日本事实上已经有了军队。
再说到，日本不能有战争的权利。实际上，日本在2014年就已经解禁了“集体自卫权”，所谓“集体自卫权”就是过去冷战时，日本扩大对宪法的解释——外国攻击日本时，日本有权自卫。这意味着它可以进行战争，对宪法是已经做出了“突破”。那么现在又做了一个很大突破，就是除了日本自身受到攻击以外，其他国家受到攻击时，如果日本认为也影响到它自身安全了，它也可以行使武力。
如此解释的话，“和平宪法”第九条基本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日本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实际上正是在一步步去突破它。那么日本为什么要突破？其实日本这些年来（二战后七、八十年来）一直处于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下，实现了经济增长以及各方面发展，是（和平国际环境的）受益者。但是它为什么要发展军队，发展它的战争能力？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它要彻底摆脱这个“宪法”约束，来实现其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目标。那么为什么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摆脱束缚？是因为日本意识到它必须得有军事能力来支持它这一目标。
日本并不是没有军事能力，我们刚才说了它军事能力其实很强，但是它在法律上不能使用，在法律上它受到一定约束，所以日本在不断推动“解放约束”。在法律上“突破约束”的同时，它的自身能力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担任首相期间。安倍2012年上台以后，首先是做2013年的预算，从2013年预算到现在，目前正在提出的是2022年预算，也就是说，这10年的预算里“国防开支”是不断创新高，连年上涨。连续上涨10年，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日本历史上，防卫费本身水平是比较高的，按美元计算的话，一般每年在500亿美元上下，这在国际上都算较高水平。虽然它调整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这10年以来是不断接连上升，实际上体现出了日本的一个意愿——不断强化军事能力。
我们知道在岸田上台以后，日本上次众议院大选时，日本自民党就执政党提出了一个目标，要把军费开支提升一倍。也就是说，过去一般控制在GDP1%的程度，现在要提到2%。当然，达到2%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短时期内可能无法达到。因为日本国内预算各方面都需要花钱，现在日本经济也不是太景气，特别是经济增长受限制，三十年来，它的GDP基本上没有太大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短时期内增长比较困难，但是从长期来说，日本的这种雄心或者说是目标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方面突破法律的限制，一方面又在想急速提升自身军事能力。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我其实也注意到，日本每年的军费开支当中相当一部分的费用都是支出给日美同盟的，您如何来看这一件事？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究竟承担何种角色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首先，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里的角色是特殊的。实际上，“印太战略”可以说是日本最早提出的。现在也有各种说法，比如有的人说是澳大利亚首先提出“印太”这个概念。但是“印太战略”这个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四国机制”，也就是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机制是日本最早提出来的。在2012年底，安倍再次上台以后就提出了一个“民主菱形”， （“四国机制”）便脱胎于此。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安倍就跑到华盛顿，向特朗普推销这个东西（“四国机制”），美国后来也接受了。所以，在“印太战略”形成过程中，日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主动作用。其中主要角色当然还是美国，但是日本是非常积极的。
在“四国机制”里，这四个国家发挥的作用也不是平均的。其中，日本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去年（2021年），四国搞了两次首脑会议，一次是线上，一次是线下。我们从这两次会议形成的一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很多内容都是在之前“日美双边首脑会谈”中形成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们搬到了“四国机制”里去。也就是说，日美双边实际上起到了引领“四国机制”的作用。
在防卫费用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日美同盟”的特殊性，日本所承担的美军驻日费用在全世界是比较高的，从比例来说是最高的。前些年，日本大概是承担了美国驻日总费用的75%左右，跟其他国家相比，这相当高。韩国大概是40%左右，其他国家可能会更低。这一方面体现了日本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此外也展现了日本无奈的一个方面。
美国现在还在不断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费用，那么日本国内也有压力，因为别人没有花那么多钱，日本凭什么花这么多钱？而且所花的费用里，有很多是跟军事没有关系的，比如驻日美军基地的水电煤气费，美容院、高尔夫球场等相关费用。说实话，日本国民对此非常不满。这次美国又要求日本方面承担更多费用，日本也随之进行了增加。但是，它做了一些调整，也就是说掩人耳目地增加了一些跟日美军事训练演习有关的费用，意思就是说，我这些增加的费用是运用于军事的，而不是用于日常什么高尔夫等相关费用，以此来减轻国内老百姓的不满。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您提到了日本国内老百姓对此的不满，其实我也注意到，日本老百姓还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驻日美军疫情外溢风险，同时对此也予以高度谴责。包括我还注意到，有日媒专门指出，“日美地位协定”自签订以来从来没有做过修改，他们认为这一协定非常不公平甚至是不平等的。为什么日本明知道这是个“不平等协定”还一直不去升级修改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首先，疫情的确引发日本老百姓对“日美地位协定”感到不满，主要原因是驻日美军可以不按日本的法律要求来，这一点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比如美国跟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协定里，一般情况下美国都要按照驻在国法律来执行，但是它在日本没有这样，有的美国军人在日本入境时没有核酸检测等，这意味着驻日美军有特权，而这个特权是跟美军在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因此日本老百姓有意见。
“日美地位协定”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主要用来保障“日美安保条约”的实施，做出一些具体规定，它是不平等的。
我们知道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一样，曾被迫和列强签订一些不平等的条约。“不平等”实际上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关税的不平等，还有一个就是治外法权的不平等，外国人在所在国的司法权，比如说他犯法由谁来管理，这方面是不平等的。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费了非常大力气，来改变不平等条约。现在的“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签的，1960年前它叫日美行政协定，随后做了一定修改称为“日美地位协定”，其中已经去掉了一些更为不平等的内容，但它仍然是不平等的条约。比如说，美国军人在日本犯法以后，由谁来处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美国军人在日本犯法是非常频繁的，例如在冲绳，大概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美军所犯的刑事案件有6000多件，其中10%是包括强奸、杀人在内的恶性案件，这是相当大的比例了。但是在这些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因为美国军人有特权，所以往往一些人得不到处理或者处理很轻。在法律上，日本人认为驻日美军没有遵守日本的法律，享有特权，他犯了同样的事情没有和日本国内犯罪嫌疑人一样得到同等处理。特别是在冲绳以及其他有美军基地的地方，老百姓意见非常大。
现在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仍然会延续下去是因为美国方面想维持自己的特权，不愿意修改，而日本方面则是想继续强化“日美同盟”，所以它也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最近也注意到，美国首先表达我们不准备修改这个东西（“日美地位协定”），同时美国人还说“岸田首相也说了不会修改”。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所以日本是“不敢修改”，美国是“不愿意修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对的。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我之前曾看过分析指出，日本搞所谓“远交近攻”的外交形式。也就是说，它的4个邻国跟它关系都不好，但它唯独跟距离很远的美国搞好关系。那日本跟美国是不是“亦步亦趋”这么一个状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日本的“远交近攻”一贯如此。因为从日本近代以来，曾经跟英国结盟主要目的是为了和俄罗斯在东亚争霸，实际上就是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这些地方争霸来牵制俄罗斯的。后来在二战期间跟德国意大利结盟，战后跟美国结盟。
也就是说，日本没有跟亚洲国家结过盟，它是典型的跟远处国家结盟，在近处来对付其他国家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思路。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现在日本处理跟中国以及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对美关系完全是不一样的，引入或者利用外部强力在本地区获利。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其实我还注意到，岸田首次施政演说当中，还提出了对华关系的内容。他认为，日本要与中国力争去构建一个“具有建设性、稳定的关系”，您认为这是怎样的一种双边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所谓“建设性、稳定的关系”，是一个新的说法。我认为，“建设性”就是要有创新。所谓“创新”就是指符合新时代特征的中日关系。
那么什么叫符合新时代特征？实际上，“新时代”其中一个内涵便是中国崛起，中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地区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及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所以日本要摸索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和中国发展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在“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里提出的，岸田把中日关系也放到这个框架里来，重视和中国打交道时，“要讲人权，讲民主价值观、知识产权”等。而且岸田也明确提出和中国打交道时，“我该说的话要说，而且要求中国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岸田的这种态度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这意味着，日本跟中国打交道时，是把这些“民主价值观”等放在前面，而且还说“我要求中国你应该怎么做”。我个人感觉，日本有点居高临下，也就是它认为自己的制度、价值观是高于对方的。我觉得这蕴含了可能将来引发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些成分。
同时岸田要求“稳定”，那么为什么要稳定？中国毕竟是一个巨大体量的邻国，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仍然是日本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两国贸易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市场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一方面他可能出现一些紧张，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中日关系的稳定。我觉得这非常考验岸田未来对华外交。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中日关系当中有个特点可以说是“政冷经热”，在刚举行没多久的“达沃斯论坛”上，岸田文雄推进数字经济，加上今年年初，RCEP正式生效。那么经贸是不是能够成为中日关系“转折”的一个关键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谈“转折”，我倒觉得不一定是。但是经贸关系仍然是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同时也是日本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领域，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稳定中日关系的作用。
从整体来说，中日关系现在的“紧张”主要出现在安全领域，日本在地区争夺主导权，在军事上牵制中国，甚至和其他国家一起来联手对付中国。在经济方面，中日关系仍然有很多共同利益。日本又想稳定中日关系，那么这两个方面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从RCEP和CPTPP来说，RCEP应该可以说是中日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 RCEP本身有15个国家加入，那么总人口和GDP都占全球的30%，规模很大，但是其中最大两个经济体是中国和日本，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又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这其中，中日两国是都是受益者，这也是中日通过RCEP事实上达成了两国之间的FTA，也就是自由贸易协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因为中日两国都是制造业大国，中日间贸易对日本而言也是非常重要。我看到，日本方面有一些研究分析指出，RCEP对日本的意义要高于CPTPP,它将使日本GDP能够提升2.7%。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会成为RCEP最大受益国。也就是说，RCEP签订生效以后，中日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会来越来越紧密。
中国现在是积极主张加入CPTPP。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11月已经提出，我们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去年（2021年）9月，中国已经正式申请加入CPTPP。
CPTPP的前身是TPP，由几个国家发起，随后美国加入，并将把日本拉进去。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以及当时的日本政府，当初加入的一个很重要想法就是利用TPP来遏制中国。TPP谈判过程中，是由这些国家（美日）来制定贸易规则，在贸易领域来围堵中国。中国愿意加入的前提就是必须接受“我们的规则”，要不然就会在贸易上受到“孤立”。
在贸易上受到“孤立”，就会减少自身贸易量。因为这会发生贸易转移，别的国家都进入了这个“圈子”，他们之间关税会降低，贸易会更加方便，那么同圈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就会减少。美日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逼迫”中国。实际上，奥巴马政府也好，日本也好，他们都是将TPP不仅看作是“经济手段”，同时还作为“战略手段”来考虑的。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退出了TPP，这使日本很受打击。
随后，日本又组织了其他国家（除美国以外的11个国家）成立CPTPP——新的TPP。实际上，日本的想法便是将TPP保留下来，不要令其半途而废。虽然TPP里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美国已经退出了，日本仍希望把“火种”保留下来，并期待美国在“合适的时间”回来，再重新加入。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对加入CPTPP根本没有兴趣。
我认为，中国加入CPTPP对于中日两国贸易进一步紧密化，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这对中国和日本而言，都将会是有利的。两国都是贸易大国，而美国现在根本没有兴趣加入CPTPP，那么就相当于现在是日本领着11个国家，而这些“小国”的贸易量或者说经济规模，跟日本差别都很大。这对于日本而言，其意义是有限的。如若要让它有更大意义，中国加入的话，会令其更进一步。
CPTPP相较RCEP而言，自由化水平要更高，降关税水平也更高，它会进一步促进中日之间的贸易。从长远来看，中国加入CPTPP对中日两国以及地区自由贸易的发展，都会有很大助益。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那么您认为日本方面希望中国加入CPTPP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从目前的表态来看，日本并不积极。日本不管是政府表态也好，还是一些政治家表态也好，仍然是非常希望美国（重返），尽管美国方面已经不可能（重返）。此外，中国台湾也提出了申请加入CPTPP。
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对中方态度比较消极。从表面理由来看，说的是“中国经济开放水平”不够高，指向知识产权、环境以及劳工问题等方面，声称还离TPP或者CPTPP的要求比较远。我认为，这其中也有一些战略考虑，包括我刚才说的他们最初提出TPP时的战略性考虑，现在仍然存在。日本害怕中国加入以后，改变这个东西（CPTPP）的初衷。
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在CPTPP里是“老大”，因为其他成员国贸易规模都比它小很多。而中国的贸易量和体量又比日本大很多，一旦中国加入，日本是不是还能继续保持主导权就很难说了。
但是，我认为从经济领域来说，日本方面应该积极吸纳中国加入CPTPP。当然，中国进入CPTPP也面临很多困难。不过，正是因为必须要在加入过程中进行相关谈判，就会促使中国在相关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同时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会使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本身得到提升。同时，中国的市场对外国的开放，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其中就包括日本。所以，我觉得中国加入CPTPP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可以这样理解吗，互利互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对，互利互惠。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国台湾相关内容。我也注意到，最近一场“日台经贸会议”上，日方表示希望或者说欢迎中国台湾加入CPTPP，同时还希望“中国台湾能够早日与美国同步”。如何来理解这个“中国台湾与美国同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美国方面有加入CPTPP这样一个积极表态，所以我不知道“同步”会是什么含义。但是，我觉得中国台湾给CPTPP所带来的积极推动跟中国大陆是无法相比的。
因为我们在申请加入的过程中，也和有关成员国进行了一些积极磋商.有的国家已经作出了积极的表态。对贸易的推动来说，我觉得中国大陆和台湾加入CPTPP的二者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您觉得未来日本是否会有愈发操弄台湾议题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日本操弄台湾问题，应该是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2021年以来，就是说所谓“台海稳定”问题，日本叫嚣得越来越凶，并把它纳入了“日美首脑会谈”的共同文件中，包括其他一些外交场合，也将它纳入其中，这体现了日本对台海问题的高度关注。
日本想介入台海问题的冲动，我觉得去年表现得特别明显。日本国内有部分政治家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以及国际法的逻辑非常让人震惊。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种干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单纯从安全来说，台海如果发生冲突会对日本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借口）还说得过去。但是说这（台海如果发生冲突）会对日本自身安全构成威胁，我觉得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日本就是在找一种借口，扩大“解释”，来为未来它可能和美国共同武力介入台海做一些舆论上的铺垫，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危险。它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日关系，会对中日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是作过承诺的，现在又来干涉台海问题，我觉得这不符合它在条约声明里所作的国际承诺。
另外，一些日本右翼政客都在宣传这样一种思想，即台海局势会影响到日本安全等。实际上，我认为这就是在吓唬日本老百姓，我觉得这非常不负责任。日本老百姓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日本如果真的武力介入台海，后果会有多严重。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老百姓可能没有感觉到或者说没有意识到，一旦大陆和台湾之间发生冲突，如果日本武力介入其中的话，很显然会导致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是显然的。但是似乎很多日本人都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二战后70多年来，日本享受着这样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了自身的各方面增长。它究竟是不是下决心要因为台湾问题卷入和中国的战争，我觉得（这是它）应该仔细考虑的。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就像您刚刚也提到日本部分政客的贩卖“安全观”的问题。我之前阅读过您的一篇文章，您指出安倍等政客提出的所谓“安全距离”是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去干扰或者是干涉日本政府涉台议题的一个问题。“安全距离”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所谓“军事安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是的。安倍也好，之前的麻生太郎也好，以及菅义伟政府的防卫副大臣中山太秀等等。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说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台海危机会影响到日本国家安全——因为二者距离上很近。这是很奇葩的一种理论。比如中国和蒙古、俄罗斯等其他陆地国家，只有一条国界线分隔，比台湾和日本之间的距离要近得多，怎么能就因为“近”，所以你就会影响到我的安全，我就要出兵干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实际上，这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逻辑。具体来说，大概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1890年前后），当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时任首相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他把日本领土内的叫“主权线”，“主权”外又画了一条“利益线”，“在这个圈内的和日本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也必须保证”。这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过程中的一种安全思想。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我注意到，现在中日民调显示，日本的民众对华友好态度是可以说是逐步下跌。您此前也提过要警惕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安全观”来蛊惑日本民众，您觉得这样下去的话，将会如何影响中日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首先，舆论是很复杂的，我们也经常和日本方面讨论舆论。这些年舆论的变化，和媒体的报道宣传密切相关。这一点是谁都否认不了的。在中日共同举行的舆论调查结果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受访者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对别国的印象主要来自于什么？媒体里主要是来自于什么？比如说是电视还有其他。调查结果显示，媒体其实对民众这种思想、意识观念印象带来很大的影响，起的作用太大了。
在媒体报道的过程中，我觉得日本媒体是起了很消极的作用。我们也就此和日本方面进行过探讨，但是日本方面多数会回答“我们的媒体是自由的，政府管不了的”。实际上，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这背后可能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在推动。我们注意到，在“9·18事变”之前，中日之间舆论就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日本对华舆论。“9·18”是在1931年9月份发生的，早在1931年的前半年，日本对华舆论还没有那么坏，但是仅仅半年时间就发生转变。这期间中日之间发生了个别事件，主要是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日本国内对此进行了一些煽动性报道，急剧恶化了日本国民对华看法。到“9·18”前，日本这种（反华）情绪已经非常激烈了。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那么现在的日本媒体应该发挥什么样作用？我觉得这是值得日本方面深思的一个问题。（新闻报道）是不是完全自由的？媒体是不是“无意识”在产生这样的效果以及影响（反华情绪）？我觉得，都不一定。
我认为还是存在一些思潮，甚至有一些政客、一些政治团体在发挥一定影响和作用。从中日关系长远稳定发展出发考虑的话，我觉得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重视。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您此前曾提出过，在中美之间平衡是考验日本智慧的一件事。那么您认为，这道“中美间平衡”题，当下日本答得如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目前来看，好像不太及格。从体量来说，中美是两个大国，那么日本是体量稍微要小一些的国家。客观上，从日本的长远来看，在中美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可能比较符合它的利益。但是，从近些年日本的外交来看，好像不是这样的。特别是近两三年来的外交，2020年以及2021年的这种变化来看，显然是在往另外一个方向，即出现往美国方向“严重偏移”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到一个是舆论方面对华的印象非常差，此外便是在安全领域，日美安全合作在不断提升，而且通过地区的合作，例如“印太战略”等对中国构成压力。
我们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初当时可以说，两国气氛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到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回顾一下（就能发现）已经“恶化”了很多，（中日）两国距离在明显拉远，而“日美同盟”在不断紧密化。
从平衡的角度来说，日本这道题答得肯定是不合格的。我认为它从长远来说，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一个经济大国，同时还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对于日本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地区（东亚）的和平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地区发生战争或者不稳定、不和平，它马上就会影响到日本的生存，因为它必须依靠对外贸易。
这样说，我们就会明白，是中美日三个国家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比较好，还是（日本）和美国加强关系来共同对付中国更好？哪一个会更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符合日本的国家根本利益？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明确的。所以我认为，日本目前的做法不是很恰当。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我记得您之前还提过一点，就是说在日本历史上“赌国运”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那日本的“赌徒心态”是不是在中美间找寻平衡一事上也能够彰显出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日本现在偏移得太厉害了。日本战略文化里有“赌”的一面，用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豁出去了，我要冒险”。日本有“冒险”的一面，最明显且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其突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
当时各方面理智判断，日本都是打不过美国的，包括日本国内其实也有很多人这么认为，特别是日本海军也是悲观地认为打不过美国。当时战争主要打的是工业能力，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制造出多少飞机、大炮、汽车和坦克等，以及资源保障，比如石油、橡胶等资源保障怎么样？如果这些不行的话，是打不过对手的。从这些方面来看，日本当时明显是打不过美国的，但是日本仍然设计了一条冒险的道路去挑战美国，当然结果还是失败了。所以，这是一个典型案例——日本有“赌徒”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日本战略现在有这样一种色彩，即日本在中美关系紧张、中美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日本在做一个选择，起码目前是在急速向美国方面进行“偏移”。当然，现在岸田提出来要“中日关系稳定”。在这过程中，日本究竟能不能做到在中美之间达成一种平衡？能不能实现中日关系的稳定？我觉得这是考验岸田的外交智慧的。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我注意到，岸田文雄应该是极少数上任10个月以来都没有去访美的一位日本首相。您对此怎么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访美应该是日方提出了要求，但是最后没有实现。我想应该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他原来计划在去年12月访美，但是最后没有能够实现。经过外交上的努力，我想岸田文雄今年应该会继续摸索这方面的可能性。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也就是说日本方面其实是非常有意愿去访美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当然了。日本历任首相或者历届政府，都是这样的。基本上，大多数都会在上任以后首先访问美国，原因显而易见——美国是其最主要的外交对象，日美关系是他的“外交基轴”。其他外交都要以此为前提，这才能称之为“基轴”。冷战后，日本曾将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比喻为日本的“两个车轮”，但是现在这样的说法已经不见了。日方不再提“两个车轮”，现在只提“日美一个基轴”，这样一个外交取向决定了日本肯定会首先谋求访问美国。在这方面，日本人还会继续努力。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据您观察，中日关系在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中日双方应如何利用好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推动两国关系稳健发展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从大的趋势来看，中日关系可能是从“好”到“不好”的一个过程，不仅中间出现过一些波折，而且从大趋势来看是一个下滑的过程。
上世纪70年代，刚刚“建交”后10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是中日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双方感情非常好，民间舆论也非常好。从80年代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以历史问题为主，比如说“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科书”问题等使得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1985年日本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是当时比较大的一个事件，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冲击。90年代，仍以历史问题为主，后来又加入了越来越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领土问题等。中日关系比80年代更加波动。
2000年之后，也就是小泉（2001年）执政之后，中日就历史问题出现对抗，对抗焦点就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就此对抗了好几年，随后出现一些缓和。2012年以后，安倍第二次上台后，再次出现了一个波动过程。
我认为在日本民主党执政的三年多（2009年9月到2012年12月），在历史问题上，其希望和中国发展关系的初衷还是不错的，但很不幸的是由于日方在处理领土问题方面出现了两次大的波折——一次是2010年的“撞船事件”，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发生碰撞；另一次是2012年日本非法“购岛”，政府所谓“购买”钓鱼岛等几个小岛。这两次事件，给中日关系带来大的冲击。
安倍第二次上台（2012年）以后，中日关系变化比较大。日方开始在所有外交场合都要批评中国，后来又再摸索和中国改善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后（2017年）开始，中日关系回到了一个正常发展轨道，关系发展比较好的那几年是2017年、2018年以及2019年。
2020年以来，又一次出现了波动。近几年，中日关系波动比较厉害。现在我们说“百年变局”，这的确是一个剧烈变动时期，既是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时期，也是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变动重组的一个过程。在变动重组的过程中，中日关系应如何定位？我认为，日本也属于一个“摸索定位”的过程中，所以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复。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您觉得岸田上任之后对中日关系改善有任何帮助吗？以及中日两国应该如何借助这一重要时间点，去排除发展关系道路上的阻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岸田的施政演说是最终对他的外交作了一个阐述。其中，也有和中国进行对话，发展稳定的中日关系等一些积极表态，这是有利的一面。
同时我们知道，岸田出身于日本自民党红十会。红十会实际上是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宫泽喜一派下来的，这一派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比较重视邻国外交。岸田的出身决定了其多少会受到这一派的思想影响，对中日关系持比较积极的态度。但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的思想跟过去的政治家是不是一样？仍有待观察。总之，岸田文雄相对来说是属于日本政界发展对华关系比较积极的一派。客观上看，现在日本政坛比较复杂，或者说日本政坛这种主流的观点“不容乐观”，安倍以及他的亲信高市早苗等这些政治家对目前发展中日关系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目前，安倍在日本国内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因为他带领自民党最大的一个派系，其中有90多名国会议员，是很大一股力量。他在日本国内舆论方面等也具有一定影响力。安倍会对岸田对外政策带来一些干扰或者牵制。最近，安倍和岸田之间的一些矛盾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围绕经济政策方面，岸田提出“新资本主义”口号，但安倍已经开始明确“批判思想”，认为必须按照“安倍经济学”来做才对，否则“你就会失败”。这就相当于，“你可以改变调料，但是菜还必须得是这一个菜”，基本方向是不能变的，变了肯定会出问题。作为一个前首相来公开地批判现任首相，这是很不正常、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安倍和岸田间的矛盾已经比较明朗。同样在外交领域，安倍也会对现任首相岸田的政策带来一些负面“牵制”。其中不止安倍本人，还有一些其他力量。
从“中日建交50周年”来看，中国方面还是比较积极，想利用好这个契机使中日关系能够得到改善，让它更加稳定。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有个积极表态，希望利用这一契机来改善中日关系，同时也要稳定中日关系。
坦率地说，今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50周年，可以做很多事情，双方可以加强各方面交流。它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其中也存在着“障碍”，这也是对中日双方外交的一个考验。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都说“瑞雪兆丰年”嘛，现在窗外正下着雪。您觉得今年中日关系能够取得“丰硕成果”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胡继平：现在，我只能说是继续观察。从50周年这个角度来看，中日关系的确是有机遇。我们期待有一个好的收获，能够克服各方面困难，使中日关系能够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我们都这样期待着。但主要还是要看日方怎么做，往更远来说，日方的态度可能还会受到中美关系的一些间接影响。总之，我们“谨慎乐观”看待中日关系接下来发展。
作者 | 何王子彧，深圳卫视驻京记者
编辑 | 刘莹，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
专题统筹 | 曾子瑾，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