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仲平_马克龙连任可能性大，中欧谁也改变不了谁丨新春观察

虎年新春之际，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新春观察》，约访多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与您共度知识年。在百年变局与世界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新年？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新一年呢？《新春观察》第五期，带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的专访。专访由直新闻驻京记者站记者唐萍采写。

【直新闻按】

“2022年必须是欧洲的转折之年。”马克龙在新年前夕的全国讲话中说道。今年元旦，法国成为新一任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4月，法国国内将迎来总统大选。几个月前，德国在去年告别了执政16年的默克尔，新一届政府由三党组阁形成。欧盟两大引擎国接连大选，会带来哪些影响？中欧关系面临哪些调整？欧洲会如何卷入台海局势？2022年中欧关系的机遇与风险又有哪些？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冯仲平还是《欧洲研究》主编、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访谈当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建国门的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冯老师把我们引进一间会客室，房间名牌上写着“欧罗巴”。其实，欧洲就是欧罗巴洲的简称，名字源于希腊神话的人物“欧罗巴”。在这间“欧罗巴”会客室里，到处可见欧洲元素，欧式的沙发、地毯、壁炉、《最后的晚餐》画作、橱柜里的英式下午茶茶具、红酒，以及最醒目的，中国和欧盟的旗帜。

访谈就在这个“欧罗巴”式的地方开始。冯老师谈到从苏联解体引发的东欧剧变，再到前几年的英国脱欧，“欧洲”这个政治概念一直在变化。在德国大选尘埃落定后，法国大选的走向继续吸引全球注意，今年大选比上届更精彩，出现了几位特朗普式的中右翼、极右翼候选人。不过，冯老师预测，由于法国是保险的两轮选举制度，马克龙大概率会连任。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现在处于一个政治碎片化的过程，左右翼交织。对于美欧关系与中欧关系，冯老师认为，欧盟强调的“战略自主”，不仅仅是针对美国，而是想不依赖任何大国，也包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中欧博弈的过程中，冯老师反复强调“求同存异”，中欧谁也改变不了谁，但谁也不想把中欧关系搞砸。

以下为专访全文。

冯仲平（左）与直新闻驻京记者唐萍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唐萍：首先想请您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跟欧洲研究结缘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 冯仲平：研究欧洲的起因是我在英国读硕士、博士，回国以后自然把我分配到了当时还不是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西欧研究室。当时命名为“西欧研究室”，是因为现在我们说的中东欧，当时实际上是在俄罗斯、中亚这一片的。各个单位都有俄罗斯中亚研究所、东欧研究所，西欧就是指法、德，包括英国等，后来才都改名叫“欧洲研究所”之类，一晃也二十多年过去了。

唐萍：您经历了苏联解体，欧洲的概念变了，现在英国脱欧后，欧洲的概念又变了是吗？

冯仲平：真是这样。你知道苏联解体后很大一个事，那些中东欧国家陆陆续续重返欧洲，实际上就是重返西欧。地理概念上，当然西欧是西欧，东欧是东欧，但实际上，东欧的政治概念消失了，西欧把他们给接纳了。西欧有个欧共体，后来就是欧盟，所以欧盟东扩，中东欧国家重返欧洲，就把欧洲的整个概念变了，原来我们讲西欧这些都变成欧洲了。

其实还有好多人说欧盟的时候，就用欧洲这个概念，欧盟实际上不包括整个欧洲国家，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欧盟就是欧洲的代表。我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时候，在欧洲所担任过所长，这个所也是专门研究欧洲。我见证了当时研究中东欧的学者，从另外一个研究室加入到我们当时的西欧研究社，后来改名叫欧洲研究室。到社科院（欧洲所）后，这就是一个覆盖全部欧洲的“国家队”了。

唐萍：聊完英国我们再聊法国，法国进入大选倒计时了，您认为马克龙还能连任吗？

冯仲平：马克龙连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其实2017年可能是最关键的一年，上一次大选，当时大家问的很多问题比现在要尖锐多了。勒庞当时被称为“女特朗普”，因为2017年那年特朗普上台，正好法国同年大选，而马克龙是一匹黑马，他不是黑天鹅，是一匹黑马，以前谁都不认识马克龙。马克龙在2017年大选前不到一年的时间，筹集了一个严格意义都不能算的一个政党——前进党，你看这像个党吗？他匆忙参加大选，结果获胜。五年后，法国又要大选，人们又开始关心马克龙的竞争者们，所以这次马克龙面临的挑战也比较大。

玛丽娜·勒庞

法国选举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选举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法国举行两轮选举，他们认为，两轮选举是安全的、保险的。像美国那样，特朗普一下子就当选总统的情况，在法国不会存在。特朗普如果在法国选举，那么可能进了第一轮，第二轮也会落选。

之前雅克·希拉克（法国前总统）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希拉克和勒庞的父亲PK，第一轮谁也没胜，第二轮两个人都进了，之后希拉克大胜。2017年的法国大选也是这样的情况，当时是马克龙对勒庞。今年估计法国很少有（候选人）第一轮选举就能获得超过50%的选票，如果超过50%就直接胜选了。在这种情况下，候选人就会进入第二轮真正的PK。法国人一般不会让极端的候选人在第二轮胜出。

这次竞选比上次看点更多一点，因为这次共和党（法国的中右翼政党）是个传统政党，它的候选人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极右翼的候选人不仅有被称为“女特朗普”的勒庞，还有一位被称为“法国的特朗普”的埃里克·泽穆尔。

埃里克·泽穆尔

这种民粹主义势力在西方比较普遍，还有极左翼的。所以我个人感觉，马克龙连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唐萍：现在欧洲的右翼势力是不是慢慢超过左翼了？

冯仲平：前几年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民粹等极端势力在欧洲大行其道，影响也比较大。但是这几年似乎大家也看到，民粹的一些极端理念、极端的政策、极端的做法，解决不了欧洲国家的问题。就像特朗普也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风向就完全逆转了，我觉得，欧洲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交织状态。总的一个印象就是，政治碎片化。在过去，一个国家没有那么多政党出来参加选举，像德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国家，长期是两个主要的政党，但是德国的情况很有意思，两个政党经常搞联合政府，这在别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次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政党联合执政，成本很高。德国大选刚刚落下帷幕，德国新总理舒尔茨实际上首先要把他党内的各方稳住，然后再和其他两个执政联盟的伙伴，在内阁内周旋。实际上，现在德国新政府还处于一个过渡磨合期。

唐萍：意思是德国政府首先要内部统一了，才能够对外展开政策是吗？

冯仲平：没错，磨合的过程是很长的。

唐萍：那随着德法这些欧洲主要国家都大选后，您对接下来的中欧关系有什么样的研判？

冯仲平：中欧关系肯定有一些内在的规律性，有内在的动力，当然也受到外部的影响。你刚才说得非常好，也受到欧洲整个国内政党的变动、思潮的影响。民粹主义肯定有影响，政党的变动也很重要，会导致政府的更迭，一个新政府上来以后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像德国绿党领导人担任了外交部长，自民党领导人担任财政部长，这些重要的部门都有一些新人上来。舒尔茨在上届政府担任过财长和副总理。

至于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现在确实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很明显的，主要是欧洲现在普遍接受了对中国的新定位——合作和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这三重定位对中欧关系的负面影响比较大，所以中国不太喜欢欧盟这样来定位我们。

我们觉得，如果有分歧，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可以有健康的良性的竞争，这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中国不可能永远是20年前、30年前的中国对吧？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活力，我们的企业竞争力增大，这应该是个正常的过程。如果在公平的竞争状态下，我们也可以接受合作，当然这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

我自己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我们可以不喜欢欧洲这样对我们的定位，但是我们也得思考怎么应对？首先是要面对，我们要探索如何以对话代替对抗，因为制度性对手里面有很多对抗的因素。以合作对冲竞争，大概我们有一些思路在里面。当然中欧关系有个特点，欧洲有很多国家，每个国家对中国的想法也不完全一样，欧洲尽量想统一，挺难的，这也会反映在中欧关系中。所以实际上对欧洲的很多国家，至少我们可以把关系搞紧密一点，能够减少一点对华比较强硬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

唐萍：就像我们一直说，“欧洲不是铁板一块”。您刚才说，欧洲的对华战略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包括对华定位“三分法”，欧洲提出之后美国也提了，拜登上任时就强调，要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现在拜登执政一年了，您觉得欧美关系怎么样？

冯仲平：欧美关系总体上是走近了。我们对照特朗普执政的4年，闹得欧洲鸡飞狗跳，所以特朗普这4年中欧关系没有走近，欧洲人至少觉得，中国还是我们需要合作的一个对象，反而那4年欧美关系比较紧张。拜登一上台，这个氛围变了，拜登在欧洲很有影响力，当副总统的时候，民主党就和欧洲的理念相近。所以拜登上台，欧洲对美国的期望值比较高。拜登一选举成功，还没有入主白宫，就发表了一个正式文件，谈大变局下，怎么搞好欧美关系，这都是一些示好的表示。

但欧洲也是很现实的，其实拜登一上台，欧洲人就想，到底拜登是个常态，还是特朗普是个常态？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拜登是个常态的话，特朗普的4年是个例外，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们就觉得，拜登也有可能是个例外。特朗普4年以后还会再回来，那可能才是美国的常态。所以现在，欧洲人越来越担心，拜登只是短暂执政4年，下次大选，特朗普本人，或者是新的特朗普又卷土重来。总而言之，美国的特朗普主义常在，这对欧洲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儿。所以欧洲一方面要与拜登政府加强合作联系，同时也要做第二手准备。

再加上去年，拜登有些事情也没处理好。从欧美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是阿富汗撤军的事，第二个是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引发的澳大利亚核潜艇风波。这两件事情，尤其把欧洲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刚才谈到的法国，给搞急了。马克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脑子转得也比较快，他一开始很生气，后来给台阶就下了。但是我不相信马克龙本人和他身边的人，对这个事情就此翻篇了。

其实马克龙一直讲，我们要战略自主，最近讲得更多了。今年上半年，法国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这上半年是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重要机遇期。其实法国代表了一些欧盟国家，他们对美国，不论执政者是拜登还是特朗普或是谁，已经没有太多的幻想了。当然他们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相同的一些东西改变不了，但是法国经历了特朗普时期，看到了阿富汗的事情后，也意识到美国并不可靠。

特朗普主义就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就是欧洲靠后，美国人提出要重返“印太”，重返亚洲。欧洲人就认为，美国是不是要离开欧洲？但是话又说回来，拜登上台以后，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拉欧洲对付中国。所以中欧关系中，有一些变化是欧洲人自己的变化，有一些是外力促成的。

所谓的外力促成就是拜登政府有些是一拍即合，有些是推动的、施加影响的。比如“制裁（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是欧洲一部分力量和美国联合，当然美国也推动了，但是欧洲也有一些反华势力。

唐萍：刚刚您提到了欧盟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战略自主，您认为它到底能多大程度上实现战略自主？

冯仲平：我们不要从字面上理解战略自主，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个长远目标，这个目标要实现很难。说到战略自主，其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欧洲防务能独立吗？防务独立是更加遥远的事，欧洲人要把防务自己承担起来，我看那是一场大革命，从二战后，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外包给美国了，名义上是北约，北约是谁？北约是美国。所以欧洲应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这将是漫长的过程。有防务的自主独立，才能有外交各方面的独立，对吧？我觉得他们现在说的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对欧洲来说已经是了不得了。

唐萍：欧盟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那会对中欧关系又产生什么影响？

冯仲平：这个是比较复杂的，欧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它的战略自主还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它的战略自主不仅仅是针对美国，它是针对大国的。不能说我对美国不依赖了，我依赖别的国家，那也不叫战略自主。总体上来说，我们中国还是支持欧洲搞自主的，这样的话，它就不一定要跟随美国起舞了，也符合我们中国说的，多极化世界发展趋势。

实际上，欧洲也有好多人认为，这个世界肯定是多极化，当然他们也把自己作为一极。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应该是中美两极的那种，就像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一样，我也认为是一个多极的发展趋势，欧洲、俄罗斯、中国、美国、还有印度这些国家，长远是个多极化趋势。

唐萍：我们看到中欧关系出现了一些杂音，比如说像立陶宛这样的小国冲到了挑动“台独”的前线，您怎么看涉台因素对中欧关系造成的影响？

冯仲平：台湾问题上，一个中国原则是我们和其他国家有一个正常关系的政治基础。其实别的国家心知肚明，他们都知道和中国建交，和中国发展关系得有这个基础，基础动摇了，就是地动山摇，这关系还怎么保持下去？我们和立陶宛就是这个情况，我觉得中国的回击和反制是完全对的，这样其他国家也看到了，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中国不可能妥协。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怎么能妥协，怎么让步？经济利益等一些问题上我们可以谈，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谈判，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在正确的一边。但是立陶宛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它现在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和整个欧盟的关系，这些我们需要考虑。

唐萍：对于这样的冒头小国，我们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冯仲平：我觉得尽量从双边关系来处理立陶宛，不让它扩散到整个欧盟。我们希望把问题基本管控在双边关系上，不让它影响到中欧关系。但是难处在于欧盟是负责整个中国和欧盟成员国的贸易，政治和其他关系则是立陶宛自己做主。比如说英国脱欧以后，它可以和别的国家签自贸协定，但在以前是不行的，挪威、冰岛可以和我们签自贸区，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行？因为挪威和冰岛不是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加入欧盟了，这是一个麻烦事，我们和它的一些经济往来，会影响到整个欧盟和我们的关系。现在最棘手的是，立陶宛找欧盟背书。中国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两家的事儿，欧盟追求的姿态是要团结，立陶宛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员，欧盟说要帮助立陶宛。这些表达我们也听到了，但是欧盟究竟怎么做，比如说欧盟要讨论“反胁迫法案”，这都是比较复杂的。

唐萍：所以棘手在这，您刚刚也说了，一个中国原则是我们的底线，那怎么办呢？

冯仲平：欧盟愿意因为一个立陶宛把整个中欧关系搞坏吗？我们不想因为立陶宛把中欧关系搞坏，欧盟也在想，愿意为一个波罗的海的小国家、欧盟的一个小成员国——当然咱不是强调它小，就只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而把其他26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搞坏了，你说欧盟的决策者他们愿意吗？所以双方还有好多空间，我们可以做工作，可以互动。

我现在担心的是，疫情下，不仅是中欧，整个世界面对面的交流，现在很难了，但是（面对面交流）是不可取代的。我们要想办法加强沟通交流，仅靠视频有些事情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要在线下加强互动，所以我们期盼疫情能够早一点结束。

唐萍：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在2021年，欧洲以中国香港、新疆等存在所谓“人权”问题来制裁中国，您认为这种人权议题对2022年的中欧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冯仲平：求同存异的一个原则，当然这是中国提出来的，实际上，有时候欧盟搞制裁，它就不是求同存异了，但是我觉得从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还是要尽量和欧洲人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同存异，因为谁也改变不了谁。

唐萍：所以您觉得我们也不应该过多去指责人家？

冯仲平：你可以说人家，但是你改变不了他。我的意思是，欧洲人也得理解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有我们的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现在认为我们的道路、制度是最符合我们中国发展的。如果我们不是这套制度，我们国家怎么能取得这些成就？这在他们这些国家是几百年（才能实现的），而且他们还是靠别的办法，我们是和平崛起，西方怎么崛起的？他们第一桶金怎么来的？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最好是求同存异。

但求同存异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多交流，说说我们的情况，他们说说他们的情况。第二个就是要和平共处，我注意到，和平共处不仅是我们和美国要这样做，我们其实和欧洲也要坚持这个原则。习主席在2020年就提出来，说我们和欧洲要和平共处。

唐萍：那我们要怎么应对这种中西方价值观博弈呢？

冯仲平：那就斗争嘛。比如你对我制裁，我就反制裁，我不可能让步对吧？去年3月不就是欧盟制裁我们，我们反制裁它们，这样的话它就知道了，中国也不是好惹的，这个时候这种问题你不能退让了。

唐萍：我们是想反制裁，可是我们也不想把欧洲推远是吗？

冯仲平：所以也是一边斗争，一边发展关系，我们也不是完全地和欧盟掰了。

记者 | 唐萍，深圳卫视驻京记者

编辑 | 俞哲旻，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

专题统筹 | 曾子瑾，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